《沪上法治梦》是上海司法界老人何济翔先生的一部人生实录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“百年人生”丛书之一。
这本书，连附录不过十一二万字，不算长。但仿佛一幅包容深广的长卷。读着读着，我心中跳出杜甫的两句诗：“艰难苦恨繁双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。”
书中所述的过程其实很简单。何济翔1949年8月，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身份，参加了上海市人民法院的工作。到1957年，担任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庭长。这一年夏季，他因同意法学家杨兆龙先生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立法问题》一文，特别是其中“对我国立法应有的基本认识”一节所提意见，支持有关加强立法工作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呼吁，就在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后，随着杨兆龙被打成上海法学界第一个大右派，何济翔也被打成右派。
但这件事并不像这里说的这样简单和轻松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像“文革”这样长达十年的全民浩劫，如果有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，也许就不会发生，即使发生也会在规模和时间上得到控制。甚至可以想象，如果社会主义民主得到法律的保障，连导致这些呼吁者罹难的这次反右派运动，也不可能狂飙骤起，造成那样严重的后果。
自然，历史不容假设。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，到1957年的八年间，立法严重滞后。除了因实际的迫切需要，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颁布《惩治反革命条例》，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颁布《惩治贪污条例》，还有在1953年颁布新《婚姻法》以外，民法、刑法，民事和刑事诉讼法，都一直不见出台。主管政法的董必武同志也在1956年中共“八大”发言痛切指出：“法制不完备的现象，如果再让它继续存在，甚至拖得过久，无论如何，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问题。”
杨兆龙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得非常清楚：“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，必须要有一套基本完备的、政府与人民共同遵守的法律，作为政府（包括一般行政、公安、检察、审判等机关）办事及人民生活行动的依据；否则政府可以随便行动，而一般人民却苦于无所适从。”“过去几年来所发生的错捕、错押、错判、错执行等事故，与一般行政机关‘无法可依’或‘无完备精确的法可依’实际有很大的关系。”何济翔的发言，也是从多方面论证赶快立法、及时颁布民刑法典的必要。
结果，他们都遭到了毫无法律依据的处分。何济翔是上海市人民法院四个受到最严厉处分的人之一：开除公职，实行劳动教养。
以后，何济翔就先后被遣送到江西铅山上海农场、马当采石场、彭泽芙蓉农场劳动，直到1979年平反，从53岁到74岁。对于这20年的劳役生活，他也以有如法律文书的简练文笔，准确如实地作了记录。
由于何济翔划右，同杨兆龙一案有关（不过，即使没有杨兆龙的文章和发言，何先生也会就立法和执法中的问题发言，也是在劫难逃的），这本书里，也就还套着杨兆龙先生一生及其一家的遭遇，除了何济翔的叙述外，附录了当时向杨先生组稿后来也因此而被打成右派的《新闻日报》资深编辑陆伟斯采写的《杨门浩劫》。
我与何济翔先生素未谋面，先是从他的《独倚楼诗词》知其平生。他在1958年收容站接受“认罪服法”教育期间，步苏东坡《念奴娇》韵填过一首词：
凤凄露冷，惨萧索、睡里家山风物。人静灯昏，况又是、一枕寒声四壁。雁唳长天，蛩鸣午夜，一片心如雪。云翻雨覆，又还几辈雄杰。△△忆昔笑语相携，赏园林胜事，九秋花发。蟹熟橙黄，叹而今、一霎都成灰灭。有梦无凭，许身空顾影，几丝华发。悲怀谁诉，孤光惟有明月。
40年后，已经年过九秩的何济翔老人说：“这是我平生惟一的一首悲苦之词，远非我的本色。”我相信他的话。他在上海农场砍竹子劈篾，面对竹林居然忘了个人的苦难，写下《山居咏竹》，后四句是：“百尺凌霄严劲节，四时绕户作秋声。还将缚帚离山去，要与人间扫不平。”何济翔正是以坚韧和乐观度过了“艰难苦恨繁霜鬓”的坎坷生涯。
然而，如何对待逆境，是一个问题；他们的遭遇本身之为顺为逆，为苦为甘，却自有客观标准在。何济翔在1965年还写过一首五律：
清宵幽梦至，彳亍及家门。饭熟羹犹热，茶甘酒亦温。南窗迎晓日，北户待馀昏。举室皆愉悦，欢娱何可论。
此境多么温馨，但从诗题和首句看，原是《记梦》。当时从家信知道妻子得了肺病，他急于请假回去探望，但农场队里干部硬是不准。他痛感失去人身自由，只能日思夜想，有一天梦见回到家中，一家团聚十分高兴，醒来方知终是一梦，便写了这首诗。似乎的确没有一句“悲苦之词”，但我们掩卷思之，这温馨的梦不可悲么？可悲的又不仅当事人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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